真假“同仁堂”？ 北京同仁堂状告天津同仁堂商标侵权之争再上演

不过，此“同仁堂”非彼“同仁堂”。7月7日，深交所官网显示，天津同仁堂回复了创业板上市申请的第二轮问询。这也意味着，天津同仁堂上市之路又近一步。

但天津同仁堂的上市之路，并不算顺利。其曾于2015年12月在新三板挂牌，后于2017年退市，2018年开始申请上交所主板IPO，2020年又撤回了上市申请。2021年6月，天津同仁堂转战创业板IPO。

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北京同仁堂状告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侵权之争仍在上演，为天津同仁堂的IPO之路再添变数。

真假“同仁堂”?

2021年8月，天津同仁堂刚提交创业板IPO招股书之后不久，北京同仁堂便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天津同仁堂，案由为“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北京同仁堂要求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立即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变更后的企业名称中不得含有“同仁堂”或者与“同仁堂”构成近似的字样;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同时，北京同仁堂在官网发布了对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的声明。声明中，北京同仁堂强调天津同仁堂与同仁堂集团不具有同源关系，不是同仁堂集团的子企业或分支机构，也不具有任何关联关系。

那么，北京同仁堂与天津同仁堂到底有何渊源?

招股书显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商标：太阳)系2006年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天津同仁堂起源于清朝时期的张家老药铺，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天津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市同仁堂制药厂、天津市先锋中药厂、天津市第四中药厂、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北京同仁堂官网显示，同仁堂始建于1669年，自1723年被指定为皇室提供中药以来，先后为八位清朝皇帝服务了188年。1992年，北京同仁堂集团成立，2001年成为国有独资企业，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1997年，子公司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北京同仁堂科技于2000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北京同仁堂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追溯历史，据《话说天津同仁堂》书中记载，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名叫张益堂，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于清道光十五年仲夏，进京做药材生意。张益堂生意越做越大，恰逢乐家老铺(北京同仁堂)经营不善。

为东山再起，乐家话事人乐平泉聘用张益堂负责同仁堂的经营事务，乐氏保留铺东之位。又过了许多年，张益堂从北京同仁堂赎股，打算去更为开放的天津另立门户。乐平泉念在往日情谊，同意张益堂使用京都同仁堂的字号，在天津迅速打开局面。此后，天津同仁堂既自己制药，也代销北京同仁堂的成药。

但张益堂过世后，两家人还是因同仁堂这个名号打起了官司。光绪三十三年，天津审判厅判决，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同仁堂收归国有，天津同仁堂则历经多次股权转让后，成为民营企业。

2006年，商务部认定北京同仁堂为首批“中华老字号”，同年，天津同仁堂也被商务部授予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企业。

虽然都是老字号，历史遗留问题让两家老字号的商标之争仍未落幕。天津同仁堂在回复函中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21年8月12日正式受理本案后，原定于2022年5月25日开案审理。后经法院通知，本案因疫情原因推迟开庭，具体时间待定。

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天津同仁堂IPO的关键时刻，如果败诉，将对其上市之路再添变数。

实际上，老字号一直是商标侵权的重灾区。从南北稻香村、洛阳杜康和白水杜康酒企的商标之争到加多宝、王老吉“红罐之争”等等，争夺商标所有权是主因外，更是涉及企业多方利益博弈。

回归企业本身，天津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还存诸多差距。招股书显示，天津同仁堂的主营业务为中成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覆盖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糖浆剂、口服液、口服溶液剂、橡胶膏剂、散剂等8种剂型，涉及治疗领域包括泌尿系统中的肾脏病、心脑血管疾病及周围血管疾病等。

截至招股书签署之日，天津同仁堂拥有114个药品批准文号，32中药品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11种药品被列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血逐瘀胶囊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三类产品占营收的比重高达83%、85%、86.85%。报告期内，三类产品实现的营收分别为：5.52亿元、6.3亿元和7.1亿元。

再看北京同仁堂，其常年生产的中成药品规逾400个，产品条线更加丰富、多元化。心脑血管类代表产品就包括安宫牛黄系列、同仁牛黄清心系列、同仁大活络系列、愈风宁心滴丸、偏瘫复原丸等五大品类;补益类代表品种包括六味地黄系列、金匮肾气系列、阿胶系列、五子衍宗系列等四大品类;清热类代表品种包括感冒清热系列、牛黄解毒系列、牛黄清胃系列等三大品类;妇科类代表品种包括同仁乌鸡白凤系列、坤宝丸、调经促孕丸等三大品类。

仅拿心脑血管类产品来说，2020年，靠心脑血管类产品，北京同仁堂就实现营收30亿元。

具体表现在业绩上，天津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更不在一个量级上。2020年，北京同仁堂的营收为128.3亿元，是天津同仁堂的15.6倍;净利润实现10.3亿元，是天津同仁堂的6.4倍。

但从在研产品来看，天津同仁堂并不想奋力直追，更像是“佛系躺平”。

招股书显示，天津同仁堂的主要在研项目数量较少。在研发投入上，更是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具体来看，2020年，天津同仁堂的研发费用为2600.11万元，远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2.04亿元。研发人员为75人，也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值318人。

与低研发投入相比，天津同仁堂更愿意把钱花在销售费用上。2018年、2019年、2020年，其销售费用分别为：3.1亿元、3.5亿元、4.01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3.67%，销售费用分别是研发费用的16.65倍、16.88倍、15.43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销售费用中，市场推广费用占比较高。2018年、2019年、2020年，其推广费用分别为：2.56亿元、3.03亿元、3.64亿元，占销售费用的比例高达82.33%、85.6%、90.77%。

对此，天津同仁堂表示，市场推广费增幅较大，主要系随着公司营业规模不断扩大，公司加大产品推广力度所致。药品用药需求除受适应症的市场容量影响外，还取决于药品疗效、医生与患者对该药品的认知程度等，公司需要向医生、患者等人群开展市场推广活动，及时传递产品安全性、有效性的研究成果。公司通过市场推广活动传递公司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具体推广活动包括学术推广、渠道建设、咨询及信息收集等。

除此之外，天津同仁堂更热衷于分红。回复函显示，天津同仁堂报告期及期后现金分红分别为：6930万元、2.431亿元、1.001亿元和1.298亿元，共计5.423亿元。

这样看来，股东能够拿到高额的分红，天津同仁堂也更愿意“佛系躺平”。但是，在市场竞争加剧、外界环境存很大变数的情况下，其还面临着创新力不足、营收过于依赖几款产品等问题。目前来看，商标侵权之争还未有结果，天津同仁堂的上市之路仍然存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