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速讯：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广师大副校长许玲：高素质技能人才要成制造业“当家人” 引导数字就业机会向县域转移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继续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同时加快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技术技能型人才和数字经济人才缺一不可。

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实现了从“层次”到“类型”的重大突破，职业教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得以抬升，职教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相关资料图)

同时，日新月异的数字经济正催生出越来越多新就业形态。特别是在县域，数字就业岗位能以其特有的包容性、体面性持续吸纳青年人回流，为县域振兴储备人才，随之而来的生活和住房等需求更成为县域经济活力持续生发的动力。

全国两会期间，南财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许玲认为，要推动新修订《职业教育法》落实落细，特别是深化产教融合并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将更多职教发展资源和数字就业机会向欠发达地区倾斜。

为制造业培育“当家人”

南方财经：你认为目前广东职业教育发展有哪些优势和短板？

许玲：广东职教发展主要有三方面优势。第一是产业优势。广东省制造业发达，产业链完整，大中小企业众多，民营经济活跃。这催生了庞大的用工需求，并为职业学校提供了产教融合的广阔试验田，让职业学校能够紧随产业趋势调整教育方向，培养出经济发展最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第二是规模优势。广东是职教大省，中高等职业教育规模长期排在全国前列；同时广东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增长规模也十分可观，催生出庞大的职教需求。

第三是质量优势。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广东选手斩获了约半数金牌，“广东技工”的品牌名片在全国享有盛誉。

同时，广东职教发展的短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职教发展不均衡，地域上呈现两极分化的局面。珠三角地区职业学校在全国处于标杆地位，而粤东西北地区的职教发展水平则较为落后。

另一方面，广东职教发展的整体层次较低。相比于江浙地区，广东职业教育仍集中在中高职层级，而应用型本科人才较少，这同当前产业升级的大趋势不相符。

南方财经：基于这些优势和短板，广东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职教发展特色路径？

许玲：当前，广东强调“制造业当家”，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要成为这一战略的“当家人”。为此，既要强化优势，也要补齐短板，充分利用“离产业带近”这一优势条件，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职教发展的投入，将资源更多倾向粤东西北，提升这些地区职业学校达标率。

此外，广东还可以利用港澳这两个窗口平台，同香港训练局、澳门旅游协会等加深合作，为职业教育发展寻找新的特色和增长空间。

南方财经：《职业教育法》以法律形式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作了规范，目前贯彻落实方面有何问题？如何应对？

许玲：首先，职业教育实行的是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的管理模式，地方政府承担着发展职业教育的主要职责。但目前仅有部分省市制定了地方性职业教育条例，且大多数条例制定时间较早，已不适应新职教法的要求。

对此，建议各地政府制定地方性职业教育条例，推动新职教法落实落细。地方性职教条例重点在于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增加职教经费投入，保证地方教育附加经费用于职教资金的统筹使用，扩大职业学校助学金覆盖面。此外还要落实产教融合型企业金融、财政、土地等支持和税费优惠，完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

其次，亟待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原则，推动各地政府制订中等职教生均拨款机制。

最后，新职教法确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明确了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企业、学校以及工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各主体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建立了对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激励机制和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特别是确立了企业办学的主体地位，为破解当前产教融合的困境指明了方向。但目前大部分省级政府都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导致国家产教融合政策落地难。

在此背景下，建议国家发改委牵头敦促各省级政府牵头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搭建企业和院校的桥梁，将金融、财政、土地、税收组合拳的政策利好以可操作的方式落实下去，推动产教融合真正落地。实施细则应包含政府、企业、院校与学生等产教融合参与各方的责任与义务的量化指标。

引导数字就业机会向县域转移

南方财经：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数字就业岗位，但其对就业的牵引效应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背后有哪些原因？

许玲：目前，在欠发达县域落地的数字就业项目还不多，数字经济催生的系列相关产业大多还是集中在东部发达城市。已在欠发达县域落地的数字就业项目，其规模和所能提供的岗位类型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欠发达县域对数字经济的应用前景认识还有不足。第二，欠发达县域与互联网企业缺乏有效链接，即便县域层面有发展数字经济的动力与决心，但在实际落地中，往往困难重重。第三，县域人才职业技能再培训还需进一步加强，需持续提高人员素质以适应更高层级的任务要求。

南方财经：针对这些问题，你有怎样的建议？

许玲：针对欠发达地区对数字经济新兴业态重视程度不足的问题，鼓励相关地区将发展数字经济纳入县域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工作的考量，并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整体统筹，跳出单个县域看发展，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弹性优势，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形成更大竞争力。在各类对口帮扶中，建议帮扶方引入数字经济新业态，发挥资源优势，为县域牵线搭桥；加强政策扶持，为新兴业态引入创造更多条件。

其次，倡导互联网企业向欠发达县域开放更多数字就业岗位，在基础标注岗位之外，在人才条件符合要求的县域还要适时开放更多岗位类型。同时，互联网行业协会等也应发挥其行业影响力，协同更多企业力量参与；在协会层面加强典型案例宣导和经验共享，发挥社会公益的力量，更多将数字化的红利带到欠发达地区。

为帮助县域人口更好适应数字就业岗位要求，建议重视人才的职业技能再培养，提供相关政策扶持；地方职业教育院校可以将社会人员职业再教育纳入考量，发挥数字就业“调节器”作用，为县域持续培养数字技能人才。互联网企业在地方落地数字就业项目时，也应重视人员技能进阶培训，帮助其在基础标注工作之外，不断提升职业技能水平，并持续帮助地方运营团队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

最后，建议重视欠发达县带宽、算力、存储等数字新基建建设，完善配套设施，避免让欠发达县域在新一轮数字经济浪潮中再次成为“基础薄弱”地区。同时，地方也要注重公共配套服务建设，通过就业、公共配套的组合推进，让年轻人回得来、留得下，走好县城城镇化的道路。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